打電話回家，母親說父親正在跟電視台的人說話，還不能接手機。
其實很不喜歡在電視上看到父親。因為他的出現=颱風=土石流。連電視節目的主持人都說過：「看到XXX就知道土石流又來了…」
對土石流大家的印象是什麼？除了電視上撥出的天災畫面之外，對我來說那是父親的忙碌時刻，還有很多很多關於這個社會的現實與無奈。當土石流淹沒家園，電視畫面重播著災民的眼淚。電視機前面的所有人都感同身受，但是除此之外呢？
當社會的力量能自動自發的集結與奉獻，熱情的在社會每一個角落發起募款、物資募捐、在網路上號召捐血。我們能不能想想”下一次”。
下一次的颱風、下一次的豪雨，除了熱心公益…我們還能做些什麼？
下面會貼兩個幾年前的新聞報導，大家隨意看看就好。但請看完之後，不要對我叫罵。（這次的水災，我也略盡棉薄之力，奉獻了我一個禮拜的薪水）
同情矇蔽事實 災民成了浩劫源頭 2002.07.31 中國時報
林照真/調查採訪
土石流災難創造了一群特殊的災民，在災難現場，他們遭土石流淹沒家園的慘痛遭遇，深獲社會同情，但連續不斷的災難卻又塑造出災民另一種獨特的性格。若干災民在災難後所採取的弱勢策略，不斷在台灣社會產生溫情效應，一般民眾從不追究災民在山上不當開發之責，只一味由同情出發，要求政府繼續在山上投下大筆整治經費。
到南投陳有蘭溪一遊，目睹超限利用的嚴重情況，許多人會對山上的無政府狀態感到氣憤。山上幾乎無處不見違規使用的慘狀：濫砍、濫建、超限利用，在山地間屢見不鮮。棘手的是，這些平時違規者，在災難發生後，難免觸及損失與傷亡等悲劇，便立刻換上災民的面紗，不但不負任何自我檢討之責，所有的過錯都讓災難一次帶走。
台灣山坡地開發利用一直走在政府政策之前，早期山區生活條件很差，只有窮人才往山上跑，政府租地造林的獎金極低，民眾靠造林補助的錢根本無法過活。後來政府的政策放鬆，為了應付龐大的人口壓力，提供了農業上山的就業機會，山上農民不須繳稅，入山的人只增不減。其中有些民眾在土石流源頭進行經濟活動與各種開發，造成土石流規模的擴大與頻率的增高；也有些則在土石流必經之地耕作、居住，終於因此成為受害者。
山上人口激增後，又因為管理不善，執法鬆散，造成濫墾濫伐。台大森林系教授鄭欽龍自己都做過執法者，特別能夠體會箇中困難。他舉例說，廿多年他大學畢業時，當時實驗林造林地要大家種小樹苗，樹苗間要間隔三公尺，山上的民眾就在間隔處找一塊比較平的地方，把土挖一挖就可以種農作，然後再運到很遠的地方賣。眼見情況從未改善，林班地主任帶著工作人員去取締時，很多小孩子都跑了出來。這家人本來就窮，就靠這麼一點點的地養活全家。
在二、三十年或更早之前，很多人從員林、彰化到了南投，一部分人在日據時代跟著入山採樟腦、伐木，形成山上很多墾地，不但小小的林班管理員無法處理，縣市政府也沒有辦法，取締有很大的社會壓力。
和土石流災區有過接觸的學官人士，對於災民的性格都有一些共通的看法。台大土木系教授林美聆說，他們去調查時感覺，大部分人都是站自己利益的立場發言。一般人都會訴苦，認為政府應該幫助他們做一些事。
中興大學水保系教授段錦浩則提到，山上居民中有的確實是值得同情的災民，但有的實在不是。他說，水裡鄉有建築商經常幫災民蓋房子，一些農地可以依九二一條例變更為建地。建築商自己都提到若干「災民」嫌房子小、院子小的過程，與想像中的災民相差甚遠。
再以南投下豐丘為例，每一個到現場的官員，大多認為這裡不能再住人，學者也多半這樣向官員建議，但提建議的學者也知道，政府根本無力移動這些人。
有些地方本來就不該住人，如果人不進去，何必在乎土石流？但現在是不該住人的地方卻處處可見民眾。一些人住在裡面，橋被衝斷了，路基被淘空了，有的災民會溫和地要求政府重建，有的就大聲抗議政府不做事。社會輿論的感覺則永遠是，山上居民好可憐，救助沒完沒了，卻從來不去追究在山上不當開發的責任。
而且，只要災難一發生，救濟金馬上進來，災民家中堆滿救濟物資，反而失去反省檢討的機會。社會救助立刻幫助恢復原狀，居民的要求就更多。
土石流是個跨領域的應用科學，當地民眾的知識不能說完全無用，但是，災民經常為了獲得最大利益，反專業的傾向非常明顯。段錦浩說，他記得很清楚，隆華國小才四十四個學生，在賀伯後得到政府和民間社會許多捐款共三千四百萬元，學校蓋得很漂亮，地震後卻不見了。再一次重蓋又更漂亮，但那個地方土石流的問題永遠存在，大家都建議他們遷校，但居民就是不肯。
台大地質系教授陳宏宇也指出，隆華國小是個很特殊的個案，它的原地形中一點堆積材料都沒有，也沒有水流，只有一個小小的坑溝，任何土石流的跡象都沒有。當初老百姓要搬去時，學者都反對，因為知識的專業告訴他們這裡地形破碎，容易產生土石流。但居民都認為，他們在這個地方住了七、八十年了，會有什麼問題？
坦白說，學者們也不敢百分之百打包票，但陳宏宇走進溝谷內，看見溝谷內有一個小坡，這個坡有許多不連續面，岩層還非常破碎，像豆腐一樣。依照專業常理，水進入坡內，會形成水壓力，水壓力會讓如此破碎的石頭掉下來，雨下大了，就會跟著水流下來，就會產生土石流。
災民普遍不信任專家的現象非常明顯；段錦浩說，他以前不能理解，後來明白了。他向災民說，他承認這個地方從你的阿公時代到現在都沒事，但出事是機率問題，本來是五十年或百年的頻率，很不幸現在連續碰到，但因為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出事，大家就漸漸遺忘了。
「森林法」本來很凶悍，曾有一老先生砍了陽明山一棵樹，就被依違反森林法送法辦，但現在在山上砍幾百棵卻都沒事。因為人一多，為了選票，政府就投降了。
中興大學水土保持系教授游繁結說，台灣是個自由國家，浪費了太多的社會資源，卻一點辦法也沒有，因為受災的災民是弱者，大家只能同情他而已。但事實上，災民中也不全然是窮人，也有進出都是開賓士的有錢人，而且災民很少去想，為了救災，投下的社會資源有多大？
山上沒有下雨是世外桃源，下雨後就可能成為土石流災區。有些地方政府已經告知危險，或許財務上還來不及治理，這期間若再發生災害，難道災民一點責任都沒有？台大地理系退休教授張石角認為，老百姓有一個過失是，既然自己已經知道是住在一個危險的地方，政府請他搬離，卻是死都不肯離開，出了事又獅子大開口。
游繁結說，山上農民其實很單純、老實，但觀念已被定型，認為政府虧欠他們，如抱怨山上沒有像平地般方便的高速公路；明明住在水源地內卻沒有自來水，他們是被欺負的一群，原住民被壓迫的心態更明顯。但他們從來未問自己，對社會付出多少？繳了多少稅金？社會有虧待他們嗎？
農委會水土保持科科長張三郎說，山上有很多民眾已擁有土地的所有權，有的雖是承租，但政府一旦停止承租，這些人就出來抗爭，不管新政府、舊政府都很害怕。張三郎說，他們常常碰到明明災民做的是違規的事，但政府卻不得不遷就他們，而且還要去照顧他們，這些都已經積非成是了。
游繁結說他親身感受的是，賀伯颱風時他到陳有蘭溪，第一次進到水裡，看到滿山捐贈的物資都是社會的愛心，他感動得眼淚都掉下來了。但坐直升機到災區內，災民對於物資還未運到卻非常不滿，好像社會虧欠他們似的，這樣的態度讓他非常傷心。而且，游繁結說，災民在裡面，外面直升機一趟又一趟，很多人爬山涉水把物資帶進去，逢山開路，遇水搭橋，就是在想辦法趕快把交通恢復，這花費的社會資源有多大？
段錦浩說，政治的事，他們技術人員覺得很難，因為政治問題不能用技術方法來解套，是用政治考量；對居民來說，你這個黨不幫我說話，別的黨也會幫我，偏偏廣大的納稅人從不考慮錢用到哪裡去了？
2004.07.22 中國時報
老天爺的地，別跟祂爭了
本報記者呂理德、江睿智、林倖妃、陳如嬌
一九六○年代台灣第一條被譽為「人定勝天」貫穿東西部橫貫公路正式通車；一九八二年，阿里山公路通車啟用；一九九一年，新中橫正式通車。 連串天災 摧毀人定勝天神話
隨著這些公路的啟用，農業開始上山，各種果樹、茶園、檳榔、高冷蔬菜逐漸佔領了山頭與河邊，一場場與山與河爭地於焉展開，但接連天災從九二一大地震、桃芝颱風到敏督利颱風後續七二水災的重創，在在都摧毀「人與天之爭的神話」，重新檢討國土規畫，也就成為此次風災水害最迫切課題。 前九二一災後重建委員會執行長黃榮村表示，以日本大地震經驗，地質要至少十年以上才能穩定，台灣估計也要十年，敏感地區本來就應該休養生息。
但在「打斷筋骨巔倒勇」重建精神的支使下，黃榮村說，很多人硬要作。 黃榮村說，在「災民主義」下，路一定要通、學校就地重建、遷村窒礙難行，當專業人員不斷對災民說，不要住在山溝、不能住在河口、不可以在河邊種葡萄、在山坡種水梨，這裡可能會再坍塌或淹水時，災民一句「下一次又不一定會輪到我們！」「你怎麼知道這裡會塌、會淹？」專業很難說服災民。在專業與地方需求之間，最後總是向災民妥協。 從九二一重建到七二水災，黃榮村認為，「重建」的意義應該有所不同了，政府在「重建」中的角色也必須作調整，要有承擔壓力的勇氣，必須重新規畫；若政府不願正視事實，扛起責任，「只會給錢的政府，不要也罷」！
與河爭道 賠上七二慘痛代價 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會參事溫智國跑了一遍災區，最大的感慨是，七二釀災，歸根究柢就是「與河爭道」，把河道還給河流，就解決大半問題。 從草屯到埔里的路上，本來都是河水走的路，很多小山溝順勢流下來，路把山溝截斷了，平常沒什麼水，但土石流一下來，沒地方去，只好衝到民宅；而路靠河的一邊，盡是平地人開的觀光餐廳；再進一步往仁愛的路上，雖然維持單線通車，但盡是載著高山水果、蔬菜的卡車，一輛一輛往外載。溫智國說，只要跑過重建區的人都知道，這些上山開墾、會住在水邊的多半都是平地人，「為了經濟利益，我們付出太多代價」。 經濟部水利署主任秘書吳約西表示，河川的治理，要有國土規畫及長遠管理的思維，必須趕快把一些敏感區域、易發生土石流及水災區域劃出來，限制其開發及用途，讓這些區域自然恢復。
水里上安村在桃芝風災中遭受土石流攻擊，在這次七二風災中，陳有蘭溪沿岸葡萄田遭洪水沖毀，上安村居民吳佳懋指著遠方遭洪水摧殘的田園說，「下面的沖積平原，是老天爺的土地，大家要認輸，不要跟他拚了，不要硬賭」！ 錯誤的開發 賠得更多更慘 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陳玉峰在七二水災後寫下建言，一向坦率的他語重心長地建請總統陳水扁，扭轉「拼」經濟、「拼」選舉的偏差觀念，因為威信不在火併，而是要「給天文、地文、人文、生文一點時間，也多給自己一份祥和」。
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會長陳椒華說，敏督利颱風已警示國人，不適合居住的地方就不該去開墾，人車通行的路不一定要又直又寬，因為環保觀念不足，長久以來國人都以為「開發」等同「經濟發展」，但事實卻證明，錯誤的開發勢必賠得更多更慘。
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教授段錦浩指出，四十餘年前，台灣經濟不富裕，政府鼓勵老百姓上山耕作，農民的收益也不錯。四十餘年後的今天，時空已轉變，使用邊際土地要付出人命傷亡的高成本，政府的土地政策就要改變。段錦浩認為，讓農民下山是政府刻不容緩應推動的政策，唯其如此，才能解決山上耕作帶來的水土流失問題。
雲林縣野鳥學會常務理事張子見也說，濁水溪流域目前已有日月潭、集集攔河堰兩大水利工程，若又在沖積扇扇央設置平地水庫「雲林大湖」，過度開發地表水資源，恐讓這條台灣最大河川重蹈大安溪覆轍，不但逐漸喪失生命力，恐引發更強力反撲。 對已然因嚴重超抽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的雲林來說，張子見認為，在國土規劃方面政府應重新檢視濁水溪流域水利工程，嚴格限制上游地區開發，並利用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土地，規劃為滯洪、區域廢污水淨化、回收及地下水補助等多功能人工溼地，化危機為轉機。 打破民意思維 確立國土管制
不過話又說回來，不管是超抽地下水，或是山坡地超限利用，大家都知道問題嚴重性，但一碰到選舉與民意代表，地方就是擺明不執行立場，中央政府為了選票考量，也只能說說而已；以超限利用為例，原住民鄉長在行政院開會時總是以「鄉代表會決議，鄉公所不得執行中央回收土地命令」回應。 雲嘉南地區數十萬非法水井超抽地下水，地方首長也以民意為「依歸」，拒絕嚴格取締，讓問題一直無法解決。 歷經這麼多災難，如果還沒學會如何與大自然和平共存；如果國土規畫仍強調開發，而不知如何「趨吉避凶」，建立生態思維的國土規畫，建立一套能確實執行的國土管制措施，災害必然會一再的發生，這是宿命，也是環境的輪迴。
